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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9月，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，11月，根据贺龙的请求，毛泽东任命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。 上任后，经过调查研究，贺龙发现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，在偌大的北京城，仅有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，于是，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、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。他先派人在天坛东侧找了一块空地，自己又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打电话，请万里负责筹建。随后，贺龙又调来曾经参与修建重庆人民大会堂的张一粟，协助万里工作。在设计过程中，贺龙亲自审查图纸，就连馆内使用的沙发、茶几的样式，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。施工期间，贺龙还经常到工地上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，查看施工进度。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，1955年4月，北京体育馆最终落成。
1958年初，贺龙专门就创办《体育报》的事宜向周恩来进行请示。6月下旬，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后，他又亲自请毛泽东为《体育报》题写了报头，还请朱德题了词。此后，《体育报》就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。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，《新体育杂志》和《中国体育》杂志（英文刊物）也先后创办。
国家体委成立初期，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，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既缺少教练员，又缺少优秀的运动员。为此，贺龙力排众议，不拘一格，大胆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、运动员，此外，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。经积极努力，1954年前后，国家足球队、篮球队、乒乓球队、田径队、网球队、体操队、游泳队等相继组建起来。在运动员的管理上，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，在运动员的训练上，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，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，并提出了“三从”原则，即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出发，加上“大运动量训练”，最终归纳为“三从一大”原则。后来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“三不怕”（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伤）、“五过硬”（思想、身体、技术、训练、比赛过硬）的口号。
后来，贺龙发现全国人民对中国篮、排、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的现状非常关心，便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发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，并说：“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，摘掉‘东亚病夫’的帽子，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，死不瞑目!”他运用乒乓球、羽毛球的成功经验，精心指导部署三大球的训练工作，还特别主张学习外国的经验。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，国家体委邀请了保加利亚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，这期间，中国男篮与保加利亚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。当时，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，并获得过奥运会男篮比赛项目的第四名，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，人称“巴尔干雄鹰”。贺龙的次女贺晓明后来回忆说：“比赛的前一天晚上，夜已经很深，而父亲却久久不能入睡，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，于是，就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，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。父亲见面就问，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，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，不免有些紧张，互相推让对方先谈。父亲便笑着说，你们都不讲，拿不出作战方案，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。几句话，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，接着，他又掏出香烟给大家抽，并声明这烟里没有尼古丁的。经他这么调节气氛后，两位教练都无拘无束地发言了，最后，父亲还谈了他的想法。他建议中国队采用‘三英战吕布’的战术，搞‘小个子打大个子’的战法，场上的5个人要当7个人用，对强手要敢打敢拼，不畏惧对手，不但要守得住，还要攻得下，能攻善守，打好这场球。”按照贺龙的指示，中国队最终以86∶77战胜了强大的对手。
如何锻炼队伍
贺龙认为，无论干什么工作，思想总是领先的。他特别注重运动队的思想建设，要求教练员、运动员要做到“又红又专”。
在运动员的训练上，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，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。
贺龙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，被誉为新中国体育之父。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4年间，新中国体育各项事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发展起来，取得了重点突破。
贺龙从长期带兵实践中深知，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，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、过硬的军事技术、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。同样，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，在比赛中，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，要战胜对手，取得好成绩，也必须思想、技术、作风“三过硬”。因此，在各运动队组建以后，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，严格要求，严格训练，精心培育，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。
贺龙认为，无论干什么工作，思想总是领先的。他特别注重运动队的思想建设，要求教练员、运动员要做到“又红又专”。他常常用弱国无外交的例子来教育大家，说：“软弱，就会被外国人瞧不起。你们一方面要卧薪尝胆、刻苦训练，一方面要敢于和外国强手较量，夺取胜利。”他激励大家说：“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，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；打球不是为了好玩，不是为了求一技之长、争个人名利，而是为了党和人民，为了祖国的荣誉。”
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，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进步。他多次指示，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，逐步在运动队建立党、团支部或小组，培养运动员、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，充分发挥党、团员先锋模范作用。由于一些教练员、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，有的党组织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。对此，贺龙说：“如果对运动员许愿，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，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。但对做出了贡献、政治表现好的同志，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。”
傅其芳对中国乒乓球做出重要贡献，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迟迟未被批准。对此，贺龙专门提出批评：“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！看人不能看死，要看发展嘛！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，难道还能比我复杂！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历史总是复杂一点。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。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十几年了，多次立功受奖，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。这样的同志，应当吸收到党内来。你们如果不敢介绍，我和荣高棠（时任国家体委秘书长）介绍！”在他的过问下，傅其芳实现了多年的夙愿。后来，徐寅生、李富荣、邱钟惠等优秀运动员都在他的关怀下先后入党。
在运动员的训练上，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，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，并提出了“三从”原则，即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出发，加上“大运动量训练”，最终归纳为“三从一大”原则。后来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“三不怕”（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伤）、“五过硬”（思想、身体、技术、训练、比赛过硬）的口号。他要求运动员勤学苦练，不怕流血流汗，不偷懒；要学习解放军，任何苦都能吃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。
同时，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、有知识、有头脑全面发展的人才。他要求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，还要学习政治、文化。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，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步。他去运动员宿舍检查时，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了什么书，并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。
对于运动员的生活待遇、家庭婚姻、退休后的安置等问题，贺龙都非常关心。他说：“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！做出了成绩，没有多少物质奖励。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，又是洋房，又是汽车。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”在外地视察时，他还跟一些省委领导人说：“你们对运动员要重视，不要光说球打得好，对他们的工作、生活也要管一管。”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，他对经办人说：“运动员把青春时光奉献给国家了，他们的工资要定得高一些。”
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，是短暂的。如何安置好运动员，特别是因为比赛、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和生活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。贺龙常对国家体委负责同志说：“要把运动员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使他们‘安家落户’。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，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争得了荣誉。我们不能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。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，而是要管一辈子。”在他的重视下，很多运动员退役以后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。
新中国体育运动的普及
体育，作为一育，其意义可谓大矣。1952年6月，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：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，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指明了方向、道出了人民体育的本质——人民体育的特点在于普及。为了深入贯彻毛泽东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的指示，使强身健体的观念深入人心，以贺龙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，做了大量工作。
在工人中普及体育运动
工人阶级是我国领导阶级，在工人阶级中普及体育运动，对其他群体有良好的示范作用。1954年11月，经贺龙提议，国家体委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工作会议，会议明确指出：“开展职工体育运动，改善职工的健康状况，增强职工的体质，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，对于人民生活，对于巩固国防，有着密切关系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”。在此方针鼓励下，全国掀起一股体育热潮，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健身活动。据统计，铁路系统的员工“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达52万多人”。“全国各机关参加工间操的，平均达到总人数70％以上。”
在农民中普及体育运动。
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，他们的体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素质提高。贺龙领导国家体委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：利用农闲时间结合民兵训练，在农村开展体育工作。到1957年，全国农村已建立起30000多个基层体育协会。
在人民军队中普及体育运动。
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，体育运动都是人民军队的重要训练项目。贺龙历来重视军队中的体育运动，他指出：“必须在部队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，加强体育锻炼”在贺龙等领导人的重视下，军队的体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。据统计，在1959年全国第二届运动会上，有28人超过16项世界记录16人次，2队超过国际友军记录，创造了50项全国纪录。
推行“劳卫制”
“劳卫制”是“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”简称。他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学习苏联的产物。贺龙认为“劳卫制”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有积极作用，因此大力推广。到1966年全国每年平均有500万人达到“劳卫制”标准，已有等级运动员1000万人以上，其中运动健将3392人，打破世界纪录145次，获得14项世界冠军，210人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。
推广军事教育与国防教育。
20世纪初，军国民教育的思想在我国较为盛行。其核心是“以军人之智识、军人之精神、军人之本领”教育国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面对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立，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建设，重视公民的国防教育。1953年，在贺龙主持下，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在北京成立，此后，各地还建立了航海俱乐部、摩托艇俱乐部、航空俱乐部、航海模型俱乐部等其他国防体育俱乐部。在这些俱乐部的带动下，新中国的国防体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。
在贺龙的关心和指导下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，中国体育战线成果累累，发展喜人，贺龙对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，可以说，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。
来源：根据央视网、共产党员网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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